星期一, 2月 23, 2009

江炯聰,看看假象

今天是『談判:合作之決策』的第一堂課。
大師開講,果然如沐春風。有機會上這門課,真是一種福氣。



飢渴地唸書,熱心地服務幼童,熱血的關心國事,大學是他的黃金歲月

 台大管理學院教授江炯聰,人如其名,目光炯炯、聰明智慧,於1965年以第一名成績考進台北市建國中學,1968年再以第一志願考進台大化學系,現在則是財經界重量級的教授。提起大學生活,彷如進入時光隧道,一幕幕年輕時代的影像瞬間浮現腦海,那段充實而燦爛的日子,真是他生命中的黃金歲月。

第一志願如願,什麼都去一試

 江炯聰就讀高中的時候,對化學和數學就非常感興趣。建中時期,他就研讀了大學的化學教材和數學教材,但是他的物理較普通,對生物一直沒有興趣,因此高中分組選舉的是甲組,而非丙組(當年大學聯考分為甲、乙、丙、丁組,甲組為理工系組,乙組為文史系組,丙組為醫學系組,丁組為法商系組)。他的成績優異,當然以第一志願考進了台大化學系。

 好學的江炯聰,進入多元而自由的台大,彷如飢腸轆轆的人,進入菜餚豐富的自助餐席一般,囫圇吞棗,什麼都去嘗試,並未侷限於化學領域。他回憶當時,除了熱愛的化學之外,那時新新的現代物理學,如相對論、電磁學等,都令他深 深著迷;建中時期就已讀完老、莊及法家重要經典的他,大學時期對西方哲學思想又充滿了興趣,涵泳於尼采、史賓塞……等哲學家的思想之中。他說,不管有沒有看懂,但他認真的讀,認真的思考。

 在他大學的學思歷程中,藝術對他的影響也很大,大一參加美術社和口琴社,大二加入台大合唱團;但是對他影響最大,甚且影響了他一生的則是從大三開始積極投入的社會服務。談到這段經歷,江炯聰露出一絲甜美的微笑,他懷念那段日子,充實而美麗。他回想著,似乎又回到了那個年代。

育幼院徵義工,報名毫不遲疑

 大二下學期,《台大青年》刊出一篇育幼院的採訪報導,讀完之後,他感動得淚如雨下。這篇報導的末尾附上徵求育幼院義工的啟事,他毫不遲疑的報了名。可是,學期即將結束了,他還沒收到通知;接著暑假到了,仍然沒有通知,於是他就前往台大青年社詢問,台大青年告訴他,因為報名要當義工的只有兩個人,所以就沒有進一步的行動了。

 聽到這個消息,有如晴天霹靂般的震撼他。當他得知另一位報名者原來就是他的化學系同學施顏祥(現任公賣局長)時,就去找他,兩人激動的說,「(報名的人)太少了,我們去作吧!」雖然沒有受過任何創立組織的訓練,但他們毅然決定成立專門服務幼童的社團。在他們的努力奔波下,「台大慈幼社」誕生了,報名同學高達四百多人,這不但是台大第一個專門以服務為宗旨的社團,而且一成立就躥升為第一、二大的社團。

 慈幼社成立之初,人數太多,整個社團簡直可以用一團亂來形容,幸好當時的心理所研究生吳英璋(前台北市教育局長,現任台大心理系教授)前來幫忙他們進行訓練工作。因為慈幼社,他也結識了黃光國(現任台大心理系教授)、黃榮村(現任行政院政務委員)和楊國樞老師(現任中研院副院長)。後來慈幼社要出會刊,當時的台大新聞社總主筆林聖芬(現任中時晚報發行人兼社長)前來主持,隨後林聖芬也當選為第二任慈幼社總幹事。

認真讀認真生活…推薦青年獎章,他斷然拒絕了

 慈幼社成立之初,服務的對象包括忠義、福安等育幼院,後來擴大到山地、漁村,並支援各大學成立服務社團。在他大三、大四的時候,爆發「釣魚台事件」,保釣運動風起雲湧,當時的台大代聯會主席馬英九(現任台北市長)就是保釣大將,在這股保釣風潮中,他開始關心國事。保釣運動逐漸平息之後,取而代之的是「社會服務運動」,但他發覺,「運動」和「服務」差別很大,運動多是高談闊論,說得慷慨激昂,卻不太會做事,而且也不持久,服務則真正在奉獻、在做事,他重視、在意的是服務,而非運動。事實證明也確是如此,「社會服務運動」銷聲匿跡了,但各大學的社會服務社團卻如雨後春筍般的興起,東吳的幼幼社成立了、政大的愛愛會成立了、輔大的同舟會也成立了(由現任的主計長林創立)……

 投入社會服務,讓他對化學疏遠了,他開始接觸社會主義思想,馬克斯共產主義和毛澤東所寫的著述等禁書都看了。他不諱言的說,當時看完這些書,都是一知半解的,但這卻是他生命成長中的一個重要歷程。大四,救國團召開全國大專院校學生服務社團研討會,他當選為主席;全國大學生馬祖訪問團,他是團長;學校推薦他爭取「青年獎章」,被他拒絕了。他說,直到服兵役的時候才知道,青年獎章是由蔣經國親自頒獎;服完兵役後,他被禁止出國十年,他懷疑,不知是否和他沒有加入國民黨,又積極投身社會服務工作,且拒絕被推薦為青年獎章得獎人有關。

誠懇學習反省,用心看透假象

 服完兵役後,他和李國鼎工作過一段時間,1979年,王永慶要聘他前往台塑服務,而李國鼎也正好組成了行政院科技顧問組,他不知該如何抉擇之際,就去請教他很尊敬的黃桂權教授,當時,他和教授只對了幾句話,就改變了他的一生。教授問他:「台塑有多少人?」他答:「四萬多人。」教授再問:「那科技顧問組有多少人?」他答:「十多人。」於是教授提高音調對他說:「那還想什麼!」

 1980年、他進入科技顧問組,走進新興產業。1982年,出國禁令解除,他赴日本研究了一年;1984年台塑說要發展新產業,再找上他,但他決定前往美國MIT進修,專攻技術創新,走進資訊產業,那年他已35歲;1988至1989年,他受邀前往歐洲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ystem Analysis,這個單位是前蘇聯的智庫,在那兒,他親賭東歐的改革和蘇聯的崩解,也恰逢鄧小平的改革和天安門事件,對他的衝擊頗大。

 他說,這一生中,他對政治人物最不信任,因為政治人物用了太多的符號和激情,又簡化了太多事情,因此他真正佩服的人,像證嚴法師、泰瑞沙修女、李國鼎、施振榮等,都不是政治人物。他勉勵即將踏入大學的準新鮮人,要誠懇,要用心看透形式的假象,要學習反省,好好把握人生的黃金時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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