外包與企業義務—世界是平的

我成長的康乃狄克州紐敦倫，在十九世紀是捕鯨業中心。到了六、七○年代，鯨魚已消失無蹤，該地的主要雇主大都與軍方有關。在越戰時代，一點都不值得驚訝，我同學的父母都是在造船廠、海岸防衛隊工作。冷戰結束，地方的經濟型態又再次改變，如今該地是以賭場及輝瑞藥廠的研發聞名。一些工作機會消失了，別的機會被創造，一些技術會過時，別的技術被學會。地方會改變，人也會改變，紐敦倫並不算獨特。

有多少工廠小鎮看著鎮中的工廠關門歇業？又有多少製鞋小鎮留不住外移的鞋廠？有多少城市曾是紡紗的重鎮，如今卻從中國進口衣料？

轉變是困難的，轉變對突然遭逢變化者尤其困難，對無法適應變化者亦然。但是變化是自然的，不是現在才有的現象，他甚至是重要的。目前有關產業外移的討論非常熱門，但是有關工作流至中國、印度、墨西哥的討論，其實與當年潛艇製造離開紐敦倫、製鞋業離開麻州、紡織離開北卡州的到論，沒有什麼不同。何處可以把工作做的最符合效益又最有效率，工作就會移往何處。到頭來我們的紐敦倫、紐貝佛、紐約所賺到的好處會比班加洛與深圳的受益還要大。我們賺到，因為他釋放了人力與資金去做不同的工作，更高層次的工作。而且我們能以更低的成本做生產，使消費者與企業兩蒙其利。

當然，要一般人想像自己的工作出走，移轉至數千哩外，由年薪低起千美元的人所接手，一定會很痛苦。但現在不該只想到痛苦，也該想想機會。我們也不只該想想機會，還該正視隨之而來的義務。每一個人，正如每一家公司，都應該顧好自己的經濟前途，正如我們在工廠上班的父母以及祖父母一樣。

——美國路透社負責人 David Schlesinger，在裁減四分之一員工並外包部份業務時，發給編輯部同仁的一份備忘錄。